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乳腺癌治疗中展现出潜在价值，但不同患者的治疗响应存在显著差异。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特征是影响 ICIs 疗效的关键因素，目前针对乳腺癌患者 PD-L1 抑制剂治疗响应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仍缺乏系统且精准的界定，尤其是不同受体亚型乳腺癌的治疗响应机制差异尚未完全阐明。近年发展的新型检测技术可同步评估多种标志物并完整保留细胞原位空间关系，正被广泛应用于肿瘤免疫微环境表征与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挖掘，其中多重免疫荧光（mIF）技术在多种肿瘤 ICI 疗效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显著优于基因表达特征、肿瘤突变负荷及标准化 PD-L1 免疫组化检测。

开发了多重显色免疫组织化学方案，用于跨物种淋巴结免疫细胞的比较研究，并在猪组织中验证了荧光多重染色检测蛋白共定位信号的能力。鉴于动物中蛋白反应性抗体的稀缺性和制备难度，研究进一步提出通过 RNA 水平设计靶向原位目标的免疫试剂，并与物种抗体染色进行多重组合，以突破原位检测中免疫试剂的限制。为证实 RNA 与蛋白联合检测在阐释组织状态和免疫病理学中的作用，研究在猪扁桃体组织中实现了细胞特异性蛋白标志物与塞内卡病毒 A（SVA）RNA 的联合染色。

在细胞培养的世界里，胰酶（Trypsin）就像是那个“拆解者”。它能温和地切断细胞间的连接，让我们可以将细胞吹打下来制成单细胞悬液。为了满足不同的实验需求，市面胰酶的配方（浓度、EDTA、酚红）也是丰富多变的，到底该怎么选？别急，这就为您梳理一份《实验室胰酶使用指南》

文献分享：多重免疫荧光用于MCC肿瘤微环境研究 背景 Merkel 细胞癌（MCC）是一种侵袭性皮肤神经内分泌癌，好发于老年人，免疫抑制人群发病率更高且发病更早，易复发、转移并导致死亡，亟需有效的预后评估与治疗手段。MCC 的发生存在两种不同通路：多数肿瘤由 Merkel 细胞多瘤病毒（MCPyV）克隆整合及致癌性病毒 T 抗原表达驱动；无 MCPyV 的肿瘤则因紫外线诱导的高肿瘤突变负荷引发。传统预测免疫治疗响应的指标（如 PD-L1 表达、肿瘤突变负荷）对 MCC 无效，而肿瘤微环境（TME）的精细分析或能更有效预测治疗响应。深入理解 MCC 相关 TME，可能为免疫治疗无效或不耐受的患者提供新的替代治疗思路。

结直肠癌肿瘤免疫微环境（TME）中蕴含着宿主抗肿瘤免疫应答与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其中T细胞亚群，如CD3⁺、CD8⁺ T细胞的密度已被证实比传统组织病理学分期更能精准预测疾病复发风险。此外，表达CD103的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在结直肠癌等肿瘤的抗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密度与患者长期肿瘤学结局相关。因此，精准表征TME中免疫细胞的表型、功能及空间分布，对发现新型预后标志物、指导免疫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胶质瘤治疗领域，免疫治疗发展始终受限于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模糊认知。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最具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胶质瘤尤其是胶质母细胞瘤（GBM），长期被贴上免疫冷肿瘤标签。血脑屏障阻碍免疫细胞浸润、肿瘤细胞高表达PD-L1等免疫检查点分子、大量M2型巨噬细胞等免疫抑制性细胞富集，这些因素导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疗法临床响应率不足15%。

三级淋巴结构（TLSs）是一种异位淋巴集合体，可在肿瘤内部或邻近发育，激活抗肿瘤免疫，其成熟状态与患者免疫疗效及生存期密切相关，是极具潜力的预后标志物。但TLSs研究长期受困于技术瓶颈：一是传统单标免疫组化无法区分功能性TLSs与普通免疫聚集，误判率高。二是缺乏多维度标志物同步评估，难以建立成熟度分级标准。三是临床前小鼠模型与患者样本的检测技术不兼容，阻碍转化研究。Opal-TSA多重免疫荧光（mIF）技术凭借高敏感性与染色灵活性，成为突破上述瓶颈的理想选择。

多重免疫荧光结合酪酰胺信号放大（TSA）技术基于酶促信号级联放大原理，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灵敏度与多靶点检测局限，近年来在肿瘤病理诊断领域的应用研究呈爆发式增长。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的方案显著改善了部分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预后，但现有生物标志物存在明显不足，商用PD-L1检测试剂盒的抗体克隆号差异导致检测阈值不统一，且仅以“免疫细胞阳性率>1%”作为判断标准，无法区分PD-L1表达的细胞类型，导致患者筛选准确性有限，响应率仅8%-20%。因此，利用多重免疫荧光TSA技术解析PD-L1在不同免疫细胞上的表达特征，成为优化TNBC患者分层与治疗决策的关键方向。